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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新京报关于“星光专项基金”的调查报道。
民政部将介入核查星光专项基金乱象
“星光专项基金”运行不到2年即终止，存管理不善、拖欠费用等7大问题；主管机构称将追责
“‘星光专项基金’缘何夭折”追踪
昨日，新京报刊发了调查报道《“星光专项基金”缘何夭折》，对救助脑瘫儿的“星光专项基金”运行不到两年即终止、运行成本超善款半数、管理混乱等问题进行了报道。对此，国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执法监察办公室副主任绍兴平昨日表示，已关注此事，将对该基金相关情况进一步核查。作为该基金的原主管挂靠机构，儿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很可能会通过法律手段，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救助基金资金告罄终止运行
涉事的“星光专项基金”最初以救助脑瘫儿童之名成立，共募集了142万元现金及价值67万元的物资，成立后挂靠单位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福基会)转为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儿慈会)。但在运行不到两年，儿慈会下发了该基金的终止决定。
在相关文件中，显示儿慈会在2013年6月，发现“星光专项基金”资金告罄，遂决定终止该基金协议。
在这份终止决定中，儿慈会罗列了“星光‘窝梦’基金”工作缺乏规划、拖欠借款、员工管理不善、不提交工作报告、拖欠基金会费用等七个问题。
而据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星光专项基金”运行成本近86万元，超过募集善款的一半，而相关协议规定管理经费不得超过10%。对这些问题，“星光专项基金”原负责人均拒绝详细回应。
民政部介入核查“星光专项基金”
“我们已关注到你们的报道，接下来我们会向局领导报一下，对反映的情况将和基金会进一步核查，有情况也会及时向你们反馈。”9月6日下午，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执法监察办公室副主任绍兴平说，如果发现问题多，将深入查账。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管理处副处长沈东亮表示，将对此事进一步了解，至于下一步，将视具体调查情况而定。
“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我们基金会的网站对这个事进行一个说明。”9月6日晚间，儿慈会秘书长王林回应。
王林称，儿慈会在2013年整改发现“星光专项基金”存在相关问题，所以马上终止协议，“我们也一直在追相关人员的责任，实在不行，将通过法律手段。”王林说，现在，所有的合作项目都要有入会调查，所有大型的活动都要经过基金会审批，所有的专项基金必须建立档案。
追问1
专项基金管理有无专门法规？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管理处副处长沈东亮说，专门针对专项基金管理的文件，现在还没有。
沈东亮表示，现在依据的法律法规，一个是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一个是民政部发的部门规章，譬如说《基金会年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和《关于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屾山认为，基金的地位尴尬，要挂靠到基金下面，钱要归基金会管，然后取出来要通过基金会，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现在国家对于基金、福利只有一个基金会管理条例，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撑。基金在法律上面就有短板，在实际执行当中虽然有条条框框的规定，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就可能流于形式。
追问2
慈善项目出问题如何追责？
“基金会要对项目的监督、管理承担相应的责任。”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执法监察办公室副主任绍兴平说，如果名下的慈善项目出问题，首先会要求基金会自查，这涉及基金资金的内控问题。
如果调查发现涉及基金工作人员职务侵占等问题，和公司的做法是一样的，该开除的开除，该终止合作的终止合作。如果确实是涉嫌犯罪的，基金会可直接向公安部门报案。
从民政部门的角度来说，对基金会只有监管的权力。若出现基金会自己监管不善的，涉及基金会本身有违法违规的，我们会下发责令整改通知或者在基金会年检时提出改进建议，如果是一般性的管理问题，那他自己内部加强管理。对基金会的处分有从最轻的警告到最严重的撤销登记都有可能。
针对报道中提及的运行成本畸高等问题，绍兴平表示，我们考察某一个基金会，并不是考察某一个项目的运行成本，而是考察整个基金会的运行成本。每个项目和每个项目不一样，有的项目可能自己贴钱干呢。“例如，这个星光专项基金，如果项目愿意继续维持下去，可以拿钱往里面补，这也不是说不可以。”
追问3
基金管理费用如何监管？
根据协议，儿慈会和“星光专项基金”按照募款总额的10%收取管理经费，其中5%由儿慈会用作管理经费，5%作为星光基金管理经费。
但儿慈会提供的一份粗略账单显示，基金仅救助了13名包括脑瘫患儿在内的贫病儿童，耗资59万元、19项宣传倡导活动费用共计8万余元，剩余的近86万元被用于管理费、行政支出以及人员支出。
基金管理费用如何监管，是按相关协议计提还是实报实销？
对此，绍兴平表示，民政部门作为监管部门，并不会对基金会要求具体到计提还是实报实销，我们会看一个总的比例。具体到怎样一种报销方式，就得根据基金自己的情况。这个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最后我们看的是你总账是否平衡。基金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最后的账目都要合并到基金会这个总体中来。
建议
公募慈善基金应引进专业管理人员
针对“星光专项基金”的夭亡，有公益界人士指出，其折射出的是我国慈善专项基金管理混乱、监督失效、追责机制不健全的现状。
对此，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屾山建议，在制度建设方面，民政部应该完善对基金会的制度设计，包括基金会内部制度管理。除了制度方面，提升基金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也很重要。有时大家觉得行就运作基金，但是如何运作、管理、发放却缺乏相关的培训。现在有些领域已经开始引进专业的公益人，就像职业经理人一样，他除了要靠自己的爱心奉献来参与工作，也是要有一定的收入，有一个体面的收入，他要用专业的管理知识来运作支配基金，让基金良性运作。
岳屾山表示，公募慈善基金现在还存在社会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善款的收支透明度不够，如果公开明细，大众知道每一分钱的去处，就能提升公信力。此外，公众也应该逐步转变对公益的观念，不能认为做公益就应免费。(记者肖鹏实习生米惠惠刘思维)
原标题： “星光专项基金”运行不到2年即终止民政部将核查
稿源：新华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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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机构广泛参与金融市场资金融资，当某资产管理机构经营失败引发信用风险时，交易对手金融机构也将面临突发性风险冲击，进而通过金融风险传染提高了资产管理机构在金融市场的融资门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
●金融市场风险运行显性化，主要表现为我国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十四个季度上升，资本市场巨幅波动，资产管理产品兑付风险加快暴露。
●在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需要明确资产管理机构的法人主体地位，限定风险资产管理规模与注册资本的最高比率，统一资产管理机构监管主体。
●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过程中给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各国加强了以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行为监管。资产管理业务是行为监管的重点。
资产管理业务与传统金融业务并无实质区别，也面临各种金融风险冲击，并影响到金融系统稳定性。在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我国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围绕监管套利的创新活动异常活跃，特别是资产管理业务交易结构设计复杂，交易链条过长，缺乏足够微观审慎，助长了金融市场投机，加剧了金融市场波动，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隐患。因此，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
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现状
资产管理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业务。目前，资产管理业务已经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等各类金融机构，投资范围几乎涉及金融市场所有可估值或交易的金融产品与工具，并逐步成为全球金融市场运行的重要力量，具备了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影响力。据普华永道预测，全球资产管理规模将从2012年的63.9万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01.7万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接近6%。我国资产管理业务潜力巨大。截至2015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规模接近33万亿。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规模也已突破30万亿。保险业总资产规模突破11万亿元。
加强资产管理业监管的理论基础
目前，欧美各国基本上都没有针对资产管理业务制定专门法律法规，相关监管措施散见于规范资本市场运作的各类法律文本中。各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重点在于防范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代理人道德风险，维护受托人利益。但伴随着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的发展壮大以及与日俱增的市场影响，加强资产管理业监管逐渐进入发达经济体金融管理当局的视野。2013年9月，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发布报告指出，规模高达53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业处于高度集中状态，容易受到类似于压垮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银行式压力的冲击，进而可能对整体金融体系带来风险。
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的理论逻辑在于资产管理业务及资产管理公司的脆弱性和外部性：
一是利润最大化倾向。长期利率的趋势性下降，以及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国家规模庞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创造了低利率的金融环境，促使资产管理业务经理人投资于风险更高的金融资产。基于资产管理规模和销售规模的收费制度，直接与资产管理组合最大回报相挂钩，因而资产管理人利润最大化倾向与自身报酬最大化存在一致性，主观上鼓励其为追求更大利润回报去冒险，并迎合投资者对高回报的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发酵，此前资产管理机构通过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互换)和CDO(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担保债务凭证)大量参与次级房贷衍生业务，助长了次贷业务的非理性增长。由此可见，资产管理行业利润最大化倾向与传统金融机构并无实质区别。
二是集中赎回风险。资产管理业也同样面临流动性问题。为获取最大化投资回报，资产管理人往往尽可能投资于流行性差的金融资产，这与银行将主要资金运用于非流动性资产殊途同归。但投资者在合同约定条件下赎回，将给资产管理人流动性管理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公开募集机制向投资者提供的无限制赎回权将给资产管理人带来巨大挑战。在金融市场遭遇突发性内外部冲击时，投资者集中赎回将有可能形成资产管理产品的“挤兑”风险。2007年美国次贷风险加快暴露，由于RMBS(Resident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CDO价格急剧下降，或出现有价无市现象，使购买了大量较低级别RMBS和CDO的对冲基金投资人赎回压力骤然增加，2007年7月19日美国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被迫关闭。
三是传染性风险。资产管理资金运用范围几乎囊括金融市场所有的金融工具与产品，交易对手涉及各类型金融机构，并成为金融体系交易网络的重要结点，既可能是金融风险源头，也容易成为金融风险传染中继站。当某种类型资产管理组合出现风险而面临赎回时，必将传染到相同类型资产管理组合，同时也会传染到资产管理组合涉及的交易对手金融机构。资产管理机构广泛参与金融市场资金融资，当某资产管理机构经营失败引发信用风险时，交易对手金融机构也将面临突发性风险冲击，进而通过金融风险传染提高了资产管理机构在金融市场的融资门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就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
四是过度使用杠杆风险。为获取高额回报，资产管理人通过加杠杆广泛参与期货、期权、互换业务、证券融资、回购协议等业务，增加了金融市场运行不稳定性。1998年初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40多亿美元资本，但通过加杠杆所持有的资产高达1200多亿美元。过高杠杆使得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小概率事件发生缺乏风险缓释能力，因在债券市场做错了方向而导致公司破产。
五是高频交易风险。高频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ing)是利用计算机系统和复杂运算所主导的股票交易能在毫秒内自动完成大量买、卖和取消指令。高频交易一旦程序出错或人为疏忽都有可能对市场走势造成灾难性影响。2010年5月6日，道指“闪电崩盘”，最多暴跌超过千点，市值更瞬间蒸发逾8600亿美元，创美国股市有史以来最大单日盘中跌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导致当日暴跌的“异常交易”展开调查，高频交易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股指跳水激发高频交易连锁反应，计算机以闪电般速度接连发出卖单，疯狂寻求止损，最终导致蓝筹股埃森哲公司等多只股票短时间内失去几乎100%市值。
我国资产管理业主要问题
一是资产管理混业运作与分业监管存在冲突。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已完全摆脱分业监管限制，借助资产管理产品载体广泛参与资本市场业务、贷款业务。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可以为上市公司大股东提供商业银行股票质押贷款的融资服务。保险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可投资于资本市场，并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从当前我国银、证、保资产管理业务资金运用范围看，几乎没有实质性差异，基本具备“全能银行”特征，与现行金融分业监管形成巨大冲突。
二是资产管理规模扩张不受约束与资产管理机构风险资本抵补能力较弱存在冲突。如果按照“穿透”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分析，那么不难发现资产管理业务大体经营与传统金融机构类似业务。而传统金融机构均要面临严格资本约束，限制其业务规模盲目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各类资产管理业务基本没有资本约束，也无杠杆率限制，使得经营“类传统”金融业务的资产管理业务存在明显的监管不足。在现行监管规则下，资产管理机构很少的资本就可以将资产管理规模扩张到千倍以上。
三是资产管理“信托”本质与事实上“刚性兑付”存在冲突。资产管理本质上是信托业务，理论上只要在信托约定范围内严格履行业务，资产管理人就无须为资产组合风险承担责任。在实践中，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却存在事实上的“刚性兑付”。此外，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规范不足，不同行业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者门槛差异较大，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对资产管理人监督不足，多从事“资产池”运作。
四是资产管理风险隐性与金融市场风险显性存在冲突。当前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运行风险隐性化。为规避金融分业限制，商业银行理财资金运作需要借助提供通道服务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作为名义上的受托资产管理人。但受托机构并不掌握持续充分的业务信息，也缺乏管理业务风险主动性。且资产管理业务交易结构设计日趋复杂，主要表现在参与金融机构地域分布的分散性和参与机构行业分布的广泛性，主要是为增加业务隐蔽性，来逃避分业监管和属地监管。但同时金融市场风险运行显性化，主要表现为我国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十四个季度上升，资本市场巨幅波动，资产管理产品兑付风险加快暴露。
加强我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的路径选择
一是资本监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资本监管。理论上资产管理机构不用承担资产运作失败风险。但在资产管理业务运作过程中，资产管理人客观上也需要资本来承担因为道德风险或操作风险而给受托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某种程度上资本是其资产管理与运作能力的综合体现。按照“穿透”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资产管理运作资产基础依然是传统资金融通业务，为体现公平竞争有必要对资产管理机构实施与传统金融机构相同的资本监管约束。对资产管理机构实施资本约束，可防止资产管理机构受托资产业务规模不受约束扩张，也避免资产管理机构过度使用杠杆及其他高风险金融工具，增加资产管理业务的稳定性，降低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的系统性风险。在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需要明确资产管理机构的法人主体地位，限定风险资产管理规模与注册资本的最高比率，统一资产管理机构监管主体。
二是行为监管。行为监管的主要任务是维护金融市场的公正和透明，监督金融机构对待消费者的行为，维持金融消费者信心。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过程中给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各国加强了以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行为监管。资产管理业务是行为监管的重点。对资产管理业务实施及时有效的行为监管，可以减少受托人与管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资产管理人冒险倾向和道德风险，保障受托人的合法利益。在我国，需要统一相同风险类型资产管理产品合格投资人条件，确定不同风险类型资产管理产品合格投资人门槛，完善资产管理产品定期与不定期信息披露制度，建立资产管理产品统一登记系统，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出台投诉与纠纷处理程序以及救济赔偿机制。
三是风险监管。加强风险监管是金融监管常规内容。风险监管主要依靠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两种方式。非现场监管，主要依靠监管指标来监测资产管理业务整体风险暴露状况，涉及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敞口与比例，需要通过精心设置的监管指标来反映。现场监管需要监管当局深入资产管理业务实际，分析资产管理业务运作及风险形成机理，纠正并处罚资产管理人违法违规及违反合同约定行为。加强风险监管需要系列监管法律法规为支撑，并配合监管当局规范性文件，才能有效提升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效率。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原标题：资产管理业监管逻辑及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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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水的效果
工信部日前正部署推进“电话实名制”工作，要求电信企业下月起在实体渠道为用户开办手机卡时需进行实名认证，另外，未认证旧卡也要补登，年底前实名登记率要达到90%。而广州几大运营商正在以各种渠道宣传和要求用户进行实名认证。有专家表示，虚拟运营商通过网络销售的手机号码也必须实名制。
1.3亿老用户也被要求补登
工信部称，从9月1日起，电信企业在通过各类实体营销渠道销售手机卡时，将要求用户出示本人身份证件，并当场在第二代身份证读卡器上进行验证。这将为电话实名制增加技术和设备保障。此前，不少人仅凭身份证复印件或假冒身份证就能登记买卡。
未实名老用户也被要求补登。根据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对2013年9月1日前入网的未实名老用户，电信企业要在其办理新业务、更换移动电话卡时依法要求其进行补登记，确保在2015年12月31日前本企业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率达90%。
有专家认为，网络上个人身份证的肆意贩卖、SIM卡实名制管理的薄弱、银行开卡身份验证的漏洞等都是导致电信诈骗频发的重要原因。而正在审议中的《网络安全法》草案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运营商优惠吸引补登信息
记者了解到，广州三大运营商都在推进手机实名制工作。广州电信和广州联通的客户据称实名率在90%以上，而广州移动的客户量大，因此已提早部署。
近期，广州移动已多次向用户下发实名登记的相关信息，称未实名客户须在一定期限前进行实名登记。今年5月，已分批向未实名用户下发短信称：根据国家要求，为避免影响号码正常使用，需要在5月31日前携带本人身份证和本机号码，到各个沟通100营业厅进行实名登记，如成功登记还将获得5元话费奖励。
此外，广州移动也通过营业厅、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要求用户实名登记，称“7月10日前手机未实名登记，将有可能被限制通信服务”，将对拒不实名制用户进行停机处理。
广州移动客服人员表示，为方便客户登记，客户也可以上微信公众号“广东移动10086”进行业务办理，上传资料和审核通过后，也能完成该操作，还可获得70M流量赠送。
问题
老用户登记难度大
网络售号缺乏监管
据中国移动方面透露，2013年9月之后的新增用户，目前三家运营商已经做到80%以上的实名制，但此前老用户的实名认证工作推广困难。据了解，目前至少有1.3亿以上的老用户仍没实名制，这还不包括一个身份证注册多张手机卡的“人卡不符”的情况。
有专家说，未实名手机卡数量如此庞大，根本原因是历史欠账。更需要关注的是一些虚拟运营商，为了冲击放号数量，往往“挂羊头卖狗肉”，实名制抓得不到位。电信专家付亮说，虚商网络售号也必须实名制，工信部应有措施监管。
（薛松）
...G水在淘宝叫什么
原标题：一把刻刀下有纯真木偶情怀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王智汛 实习生 傅艳梅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巢晓
曾经，形象各异的木偶们在舞台上又唱又跳，成为老一辈广州人童年里最快乐的记忆。如今，一代木偶戏人，艰难中求创新，用顽强的毅力告诉世人“我不会出局。”时年71岁的陈志强，与他的木偶雕刻艺术共度55个春秋，时间可以诉说木偶的流传变迁，尖刀可以雕琢出他对木偶的毕生追求。
学艺之初，也饱尝艰辛
1960年，16岁的陈志强报考美术专科，被广东省木偶剧团录取为木偶雕刻艺术专业，从此走上艺术之路。1961年，他师从当代雕刻大师叶文芳，于廉江市白银坡农村学艺长达一年多。这段时间里，纵使条件艰苦，但无论酷暑严寒，陈志强都风雨无阻地跟随师父学习雕刻、临摹、描绘等手艺。学习到“看家本领”后，他于1962年回到广东省木偶剧团，开始他的木偶雕刻生涯。
多年来，陈师傅设计和雕刻了多种角色的木偶形象。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的作品就与叶师傅的作品一同展出。随着时代发展，陈志强大胆创新，研制了“环氧树脂”、“纸朴”、“泡沫”等新工艺，把木偶制作推向新阶段。如今，陈志强已是广州木偶制作界的翘楚，他的作品及理论文章多次获得各级国际大奖：作品“包公掷砚”荣获国际荣誉金奖，代表作“文成公主”、“西施”分别于1986年、1987年被瑞士博物馆和日本木偶戏艺术大师收藏。
要熟练，就要专心、勤雕
制作木偶的工序主要有六个步骤。首先是打坯，早期陈师傅将木头作为原材料，刻刀作为辅具，先在一块方木中开坯定五官，这个过程需要确定尺寸长短的比例，需能胸有成竹地使用刻刀，刀刀连贯，运力均匀。其次是雕刻，主要是人物五官，木偶造型不同，五官不同，这很考验师傅的手艺。特别是眼睛的开合，雕刻时力道很难控制，还要使它上下左右转动以表情感。
第三是打土。用一种特殊的白土加水和成黏土后，均匀地铺在木偶头的白坯上，再涂上一层蜡，使木偶头表面光滑平整。然后是喷色，即为木偶人物的脸部着色，皮肤的渐变色及腮红的颜色要恰到好处。再就是彩绘，彩绘将勾勒出不同人物的各种面部表情。最后要根据具体角色配上头饰等，至此，一个木偶头就完成了。“学艺要专心，专心要勤雕，勤雕才能熟练”，陈志强一直以师父的这15个字作为坚持下去的信念。
让青少年了解这门手艺
广东省木偶剧团于1956年成立。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陈师傅对剧团的多名艺徒提供了大量的指点辅导，把木偶雕刻的多种刀法延续传承到新一代木偶艺术人的手上。与此同时，省内外到木偶团学习的艺员也得到陈师傅的指点。最让陈师傅印象深刻的，要数几名来自哈尔滨木偶剧团的学员，“经过近两年的学艺，他们返回剧团后已成为主力军，几年前我到哈尔滨和他们聚会，他们都已是国家级高级木偶设计师和艺术家了”。
为更好地宣扬文化传统，陈师傅曾在中小学生暑期开展的活动中，用“泡沫”、“海绵”等原材料教学生们制作小木偶。如今，陈师傅也经常受邀前往中小学授课，“青少年愿意学习这门手艺，是很难得的一件事，虽然只是基础功夫，但他们能够了解到这门手艺，这就是最好的传承”。
为传承，也需随时代发展
陈师傅介绍，数十年前，中国人的娱乐方式单一，就是看戏，而木偶戏是当时的主流戏种之一。现在的娱乐方式多种多样，木偶戏不再是主流的娱乐项目。“那时在广东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木偶戏团，甚至一个镇上都有几十班木偶戏团，逢年过节都要公开演出，大家带着小板凳到场观看，座无虚席。后来这种民间木偶戏团日渐式微，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大型的民间木偶戏团。之前我去高州考察时，甚至出现民间艺人一人撑起一台戏。由于挣钱少，演唱方式没有创新吸引不了年轻人，传承是个问题。”
据悉，广东省木偶剧团一直从事木偶制作的艺人不多，目前只有三四个。如今由于国外艺术的注入以及国内娱乐活动的增加，木偶戏的生存条件愈加艰难。但陈师傅认为，从现状来看，木偶戏有传统内涵，不同于现代娱乐，也有吸引人之处，但前提是要不断创造新的角色，顺应时代发展，这样它才不会消失。“我觉得传统工艺也要跟上潮流，这样才能长久发展，而且木偶艺术应当针对儿童，这个才是发展的出路”。
70后说
“以前住在西关，在文化公园就有木偶戏演出，经常需要通宵排队才能买到票，能够看一次木偶剧也是很幸福的事。”——街坊陈先生
80后说
“以前很喜欢看木偶戏，当时还特地让爸妈给我买木偶剧场的票。相对粤剧那些传统的演出，我觉得木偶剧更加可爱有趣。”
——白领周小姐...
吐真药简介
央企高管对调，往往被解读成央企改革和大规模整合的前兆。然而，不少投资者将高管对调看做投资信号，这应该是种误解。事实上，高管对调和央企整合之间联系并不紧密，历史上时有发生，却并不一定伴随着整合重组。
南北车合并之后，南北船高管对调被看成是两家公司合并的第一步，后来果然应验。今年以来，央企高管之间轮调动作不断，比如一汽和东风汽车之间高层对调，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之间高层对调，三桶油帅位互相替换。最近一次，是9月3日有宝钢背景的马国强成为武钢股份董事长，取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原董事长邓崎琳。
然而，假若监管部门要对央企进行整合，对调高管的确可以减少阻力，可以互相更熟悉对方情况，但现实情况是央企很难出现大规模合并。如果要推进混合所有制，央企合并必将会推后这个进程，从改革效果上看，混合所有制比央企合并更有实际意义。此外，央企合并增加了行业集中度，让当初分拆央企以鼓励竞争保持活力的努力付诸东流。
央企高管对调的原因，是为了防止高管长期呆在一个位置上产生的权力过大和腐败违法风险，例如，周永康在石油系统亲信众多，出现腐败窝案，应该是政府着力推进央企高管轮岗的重要原因。
其实，央企之间轮换高管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也是政府培养高管的一种手段。以王宜林为例，其成长并崛起于中石油系统，在2011年4月调任中海油董事长、党组书记，今年5月又调任中石油担任董事长、党组书记。此外，银行间高管长期存在轮调现象，监管部门官员和企业高管也存在轮调现象，打开三大电信运营商的高管履历，会发现其中大部分有交叉任职的经历。
央企之间换高管，容易出现竞争对手互换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同一行业高管对该行业熟悉，比较容易上手，不至于出现外行领导内行这种情况。但这也会出现两个副作用，第一个是竞争对手之间互相了解对方经营策略，第二个是很难建立高管考核机制。
从第一点来看，从竞争对手调任来的高管，还是会希望在新岗位上干出成绩，那么是否会利用在竞争对手获得的商业秘密，制定相关策略？社会资本控制的企业，除非出现合并，很少用竞争对手高管，不是不想用，而是高管往往跟公司签订了协议，离职后不允许到同行业公司中任职。
从第二点来看，高管频繁变动，也不利于公司建立持续性经营策略，不利于对高管进行业绩考核。一个投资项目和经营策略，从决策到见效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如果中间出现高管变动，那么是谁的业绩就很难考量，这样就鼓励一些高管没有长远规划，而是制定迎合政策需要的短期策略。
原标题：央企高管对调不一定就是整合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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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专门的调解中心实行保险行业协会、法院、交警三方联动机制
10月10日上午，南昌市保险合同纠纷调解中心“揭牌仪式在南昌市高新区法院举行。调解中心的设立，有利于实现行业调解和诉讼调解的无缝对接，充分发挥保险行业组织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揭牌仪式现场
保险合同纠纷今后可调解
在当天的成立仪式上，南昌市保险行业协会联合南昌市高新区法院、南昌市公安交管局高新大队，举行“南昌市保险合同纠纷调解中心”揭牌仪式，这标志着正式启动南昌地区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
近年来，保险合同纠纷诉讼案件数量迅速增长，导致保险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耗时过长。“长期的实践告诉我们，化解基层的矛盾纠纷，不能仅靠法院的诉讼渠道，还要充分发挥行业调解、人民调解等多种非诉讼的优势。”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辉指出，人民法院与南昌市保险行业协会合作，建立保险合同诉调对接工作机制，邀请社会组织与人民法院相互配合、相互衔接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引导群众自愿选择公平、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也有助于人民法院更好地服务群众、保障群众司法权益。
据介绍，该调解中心设在南昌市公安交管局高新大队，实行协会、法院、交警三方联动工作机制，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发生的保险合同纠纷，涉及被保险人、保险公司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以及涉及保险公司的其他纠纷进行调解，帮助消费者实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各项权益，有效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无缝对接保护消费者权益
罗辉强调：“调解中心的设立，进一步发挥‘三调联动’平台的纽带和桥梁作用，通过新的工作机制，推动实现行业调解和诉讼调解的无缝对接，有利于充分发挥保险行业组织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为当事人解决保险纠纷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化解渠道，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
纠纷诉调对接机制是保险参与社会管理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新举措和新亮点，是进一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战略新策，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是关注民生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举措。江西省保监局副局长魏竹勇指出，针对部分当事人对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不甚了解甚至心存抵触的现状，调解中心、省保险行业协会、各级保险公司要多渠道宣传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成效及相关典型案例，增进群众对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为确保调解中心的高效运转，该中心聘请了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张志文为调解中心专职调解员，他深有感触地说：“诉调对接工作是新时期司法改革工作的新的尝试，是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举措，我一定恪尽职守，认真调解每一个案件，让保险人、被保险人、第三者在调解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熊舒娟万魏华新法制报记者杨海涛摄影)
原标题：南昌保险合同纠纷今后可调解
稿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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