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国产影片的关键一年，不仅整体票房屡创新高，更有成功位居国产电影票房首位，并闯入内地票房排行总榜前三的《捉妖记》，打破了海外大片霸占前三位的格局，无疑让业内惊喜连连，而这也意味着超15亿元的票房收入将会给其相关公司带来巨大收益。那么，究竟有哪些公司能成为《捉妖记》背后的赢家呢？

　　安乐影业：大投资获大收益

　　与其他众多高票房影片背后总会出现光线传媒、华谊兄弟等耳熟能详的民营影视大佬不同，此次《捉妖记》的背后则出现安乐影业的身影。猛一提到该公司，或许大多数人都反应不过来，但该公司曾投资过《寒战》、《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影片。此次安乐影业作为《捉妖记》的第一出品人，无疑是最大受益方。

　　据猫眼票房分析数据显示，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时，《捉妖记》票房已达15.7亿元。按照我国电影票房分账规定，首先需要在总票房中扣除5%的电影发展专项基金和3.3%的营业税。而在剩余的资金中，影院会拿走50%，院线分账7%，投资制作方和发行方拿走43%，换算到《捉妖记》这部影片，则约有6亿元。

　　“虽然剩余的钱需要安乐影业和其他投资方、发行方按照约定和比例进行分配，但安乐影业是最大投资方，其获得的收益会相对较多，且目前《捉妖记》还将筹备续集，同时未来还能基于该IP发展衍生产业链，使安乐影业不仅能获得短期的票房，还能获得长期持续的收益”，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表示。

　　参投公司：机缘巧合获红利

　　《捉妖记》相对其他影片，其制作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据公开资料显示，《捉妖记》从2006年就已开始进行初创，直到今年6月后期才制作完成，历时九年。且在这九年的过程中，还遇到主要演员柯震东因涉毒被抓，而广电总局也下发通知，封杀劣迹艺人，规定由劣迹艺人参与的电影要暂停播出，这使得《捉妖记》被迫面临重拍、投资不断增加的困境。

　　尽管这对于安乐影业而言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这对于其他影视公司而言，则是一个绝佳的契机。就在《捉妖记》被广电总局限制播出后，其他影视公司纷纷找到机会对该电影进行投资，比如浙江蓝色星空影业、合一影业、联瑞影业等，其中联瑞影业是在柯震东事件发生后主动联系片方，提出了投资的意愿。

　　尽管相较安乐影业，其余影视公司投资金额没有那么大，但在《捉妖记》累计获得的票房中，势必会有其一份，且这部影片所带来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对于这些影视公司，无疑是一个提升自己知名度的好时机，可以名利双收。

　　影院院线：分票房赚人气

　　现象级电影《捉妖记》让很久没有感受到提供的场次座位供不应求的影院再一次忙了起来。

　　作为电影产业链的终端，影院和院线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重要一环，而《捉妖记》的火爆人气则为影院带来巨大的收入，一方面来自于电影票务，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影院内提供的食品、饮料等附加服务。

　　“虽然《捉妖记》能给影院整体带来令人眼红的收益，但值得注意的是，全国范围内上映《捉妖记》这部影片的有上千家影院，所以尽管整体红利很大，但影院数量也不是小规模，平分到单家影院而言则相对较少，远比不过安乐影业所获得的收益”，电影产业资深专家王先生表示。

　　但与此同时，魏鹏举也表示，虽然表面上看是单部影片票房红火，实际上这也会带动影院整体的人气，吸引更多观众前去观影，而《捉妖记》也会带动其他影片的票房有所提升，是一个连锁效果。

　　上市公司：借力收购增股价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以上三类能获得《捉妖记》的都是通过影片直接获得收益，但还有一类则是通过《捉妖记》间接获得好处。在近期股票不稳定下，北京文化却出现了逆势增长，究其原因则是该上市公司于2014年8月19日曾发布一份公告。

　　公告表示，北京文化拟定增募资不超过33.14亿元，并将其中的25.2亿元用于收购世纪伙伴、浙江星河、拉萨群像100%股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标的公司之一浙江星河正是《捉妖记》的制作公司之一。对此，魏鹏举表示，影片票房增长证明该影视公司具有一定的实力，这对于其收购公司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利好消息，证明其投资的方向对其业绩的增长能产生正向作用，从而吸引投资者，带动股价的上升。(北京商报记者卢扬郑蕊)

　　原标题：谁是票房霸主《捉妖记》大赢家

　　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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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周六通过的《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的决议，将2015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锁定在16万亿，预计债务率为86%。在地方已债务累累、负担沉重、风险集聚的情况下，建立债务总额控制机制，限定地方债务最高限额，完全必要，也符合当前地方债的实际。但是，如何控制债务总额，如何才能不让地方政府继续明里暗里地扩大债务，并非靠债务限额就能达到目的的，而必须多管齐下。最迫切的，是建立债务偿还机制，把债务偿还与债务增长有机结合起来。

　　地方债务在较短时间内突破10万亿大关，并继续快速攀升，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只知用负债方式扩大政绩、制造影响，而把偿债责任全推给后任，且后任也抱同样想法。于是，债务风险成了接鼓传花，最终不知会在谁手上爆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以供销社社员股金为代表的社会集资，曾让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因此引发了许多群体性事件。后在各级政府努力下，集资风波被一次次化解，各种集资也最终得到了消化。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出现了更大的负债风险。不同的是，九十年代主要以企业负债为主，而现在却是以政府负债为主。而提供资金者主要是银行。如此一来，政府和银行也就绑在了一起，只要地方债出了风险，随即就会引发金融风险。

　　问题在于，地方的实际债务率可能还要超出86%，而从地方负债的热情来看，似乎并没有减弱，很多地区仍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平台负债，而银行等机构也没充分认识政府负债的风险，继续配合地方政府负债。16万亿的限额，意味着地方政府今年只有6000亿新增债务空间，这显然不可能满足地方政府的建设需要，很难不突破。而要想不突破，地方政府必定会通过非正常手段满足数据需要。要知道，迄今真正建立了债务偿还机制的地方还是少数，更多情况下，都是烂泥萝卜擦一段吃一段，很少考虑后果。这也意味着，只要不把控制债务总额与建立偿还机制结合起来，要想达到控制总额的目的，难度极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可能。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负债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想负债、不想偿还。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带来的不仅是债务规模的扩大，还有社会资源利用率的下降。以信贷资金为例，如果对政府或企业适当控制融资，就会不断增强政府或企业的“节支”意识、资金流动意识，就能不断地提高资金运转效率和利用率。反之，则会效率越来越低、利用率越来越差。美国以远低于我国的M2创造高出我国两倍以上的GDP，除了科学技术水平的差异外，更主要的还是我国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利用率太低、运转效率太低。

　　为了化解眼前的矛盾和风险，在地方到期债务的处理上，财政部通过债务置换的方式，已经给地方政府缓冲的机会。但这种只救眼前、不救长远的做法，若不与债务偿还机制相配套，未来怎么办？因此，无论如何，化解债务风险的真正手段，还是要建立债务偿还机制，以真正遏制地方政府盲目负债的冲动，使债务形成与债务偿还形成良性循环，债务风险才能得到有效化解。

　　眼下，地方为了减少直接负债压力，纷纷推出了PPP负债模式，从眼前看，这确实是比较有效的手段。问题是，地方政府过去这些年来已用尽了绝大多数可以利用的资源，特别是水、电、气等可以资产证券化、推进PPP合作等优质资源，新增能用于PPP的，基本是公益项目、公共事业，也就是说，名为PPP，实为政府直接建设，只是从向银行负债转向社会资本负债，且回报只会高于银行。那么，从控制政府债务总额的角度看，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对通过政府购买或回购服务的地方来说，未来的债务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说到底，还是要有债务偿还机制作保证。

　　所以，在控制债务总额、建立债务最高限额的同时，建立债务偿还机制，是达成债务总额控制目的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须将建立债务偿还机制上升到法律层面，以此约束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不然，16万亿也好，18万亿也罢，难保不会成为数字游戏。(谭浩俊资深财经评论人)

　　原标题：设债务最高限额，还需建债务偿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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