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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2年证监会行政执法告别“查审一体”开始，查审分离制度已走过13个年头，证监会行政处罚委设立迄今也已有将近9年。查审分离制度通过实现证监会内部分工协作、监督制衡，有效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提高了资本市场稽查执法的效率和质量。

　　证监会行政处罚委自2006年成立至去年底，共审结案件687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496项、市场禁入决定135项，结案率超过90%。同期，共对2117人没收违法所得和给予罚款，罚没款总额超过20亿元。2008年至2014年，证监会行政调查后向公安机关移送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和线索达241起。

　　证监会设立专门、专职、专业化的行政处罚委，是我国整个行政管理体系中的首例，施行查审分离制度不仅是国内行政处罚执法体制的重大创新，也是金融监管模式的重大变革。专家认为，查审分离制度无论从定性还是定量指标看，都已显示出了突出的成绩，这一制度对整个金融执法、行政执法具有深远意义，它已经并将继续对资本市场发展、行政执法体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证监会“查审分离”开制度先河

　　作为我国整个行政管理体系中的首次“试水”，中国证监会查审分离体制已实施13年。这一将调查与审理部门分开设置、相互独立、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制度，极大提高了证监会稽查执法的效率和质量，并通过制度化保障的监督制衡有效规范了证监会的行政执法行为。

　　证监会行政处罚委有关负责人介绍，1992年证监会成立时，并未设立一个单独部门负责证券、期货案件的查处，根据个案情况需要，仅在法律部设专人负责当时市场上某些个案的查处工作。

　　2002年4月，证监会公布实施《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体制的通知》，标志着查审分离体制确立，过去行政执法的“查审一体”正式改革为将案件的调查、审理工作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负责办理。2006年随着股改完成，证监会推动以查审分离为核心的证券执法体制进一步改革，设立了相对独立的处罚委及办公室，实行行政处罚案件行政机关内部审理的专门化、专职化和专业化，这在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属于首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表示，实施查审分离从制度上是证监会的“自我革命”，它从结构上解决了稽查部门有可能出现的“一手托两家”的问题，其亮点在于稽查与处罚部门建立起了一个内部制衡机制。

　　“从实施效果看，查审分离制度无论从定性指标还是定量指标衡量，都已经显示出了突出成绩。”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认为，证监会查审分离制度对国内的金融执法、行政执法都具有深远影响，其具体实践对证券法律制度做出的贡献也非常显著。

　　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委员苑多然概括提出，从实践看，查审分离机制是符合执法办案的客观规律的，对市场、监管部门都有益处。从市场角度出发，有利于营造公开、透明、公平、正义的市场氛围，让各类参与主体对制度形成明确预期和信赖；从监管部门角度出发，调查、审理工作非常专业，除去主观因素、道德风险，也还存在精力分配、专业程度的差别，查审分离可以保证精准、有效的查处和认定，遏制违法行为；同时，查审之间形成制约关系，可防止处罚的畸轻畸重，查审分开也相当于增加了一个救济程序，使行政相对人受到更多保护。

　　凸显四大制度优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不管是普通法系的美国、英国、我国香港地区，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在金融监管执法体制方面均有重大变革，变革具体内容虽有不同，但其金融执法(处罚)体制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包括：强调处罚部门及其组成人员的独立性、专业性，树立执法权威；处罚程序中引入司法或准司法元素，强化执法公正；普遍存在和解机制，保障执法效率。

　　证监会行政处罚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证监会行政处罚查审分离体制的核心制度价值，在于将司法元素引入行政执法程序当中，通过调查审理部门的分立，实现政处罚案件内部审理的专职和专业化，在不损害行政效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正义，维护监管执法权威。

　　业内专家评价，查审分离体制作为我国行政执法体制的重大创新，符合金融监管执法发展的国际趋势和内在规律，并经行政处罚工作实践证明了其制度具有四方面优越性。

　　一是审理机构独立化，调查部门不参与案件裁决，可以使处罚执法基于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执行并解释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使执法判罚排除不必要的干扰，案件处理更加公平合理。

　　二是审理程序司法化，在处罚执法过程中引入司法元素，审理机构秉持中立、无偏的立场，在告知、听证诸环节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正当化程序，改变了传统行政简单化的命令服从模式，使得市场主体对证监会监管执法法治化形成明确稳定的预期。

　　三是审理人员专业化，审理工作由资历较深、监管经验较为丰富的专业人士承担，保证了审理人员在复杂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保持应有的判断力，查明事实真相，正确适用法律。

　　四是审理工作制度化，监督和制约在外部通过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来实现，在审理机构内部通过建立审理制度、签批程序、问责制度、公开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机制来实现，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滥用权力、道德风险或监管者“被俘获”问题，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成熟市场较常采用的行政法官制度在中国司法体制下显得比较突兀，在对接司法、本土适用上有困难，查审分离制度是符合我国实际环境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叶林说。

　　制度保障执法效率质量“双升”

　　查审分离制度运行多年以来，其制度优势经过实践检验已逐步显现，我国资本市场执法效率和质量呈现持续“双升”。“近年我国资本市场行政处罚所判罚的案件数量、罚没金额、市场禁入及其他处罚的数据以及一些裁决书的质量表明，我国市场行政执法水平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汤欣说，“与发达国家市场比较，我们已经有了对话的底气。”

　　统计显示，实施查审分离制度后，我国市场行政处罚结案数量和结案速度显著增长，处罚力度不断加大。处罚委自2006年10月成立至去年底，共审结案件687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496项、市场禁入决定135项，近几年结案率均维持在90%以上。同期，证监会共对2117人没收违法所得和给予罚款，罚没款总额超过20亿元。与美、英、法、德等国证券市场及我国香港市场相比，我国证监会行政程序结案数量和结案速度都维持在较高水平。

　　在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两种最为常见的财产罚之外，我国证监会往往还经常使用多种处罚手段的组合进行处罚，近8年间，共对1535名个人给予警告，对328人采取了市场禁入措施，其中91人被实施了终身市场禁入。

　　执法效率提升的同时，查审分离制度也通过制衡机制保证了执法质量的上升。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数据来看，我国市场涉及行政处罚的复议率从2006年的15.6%下降为2013年的6.98%，当事人复议率从2006年的11.7%下降为2013年的6.7%。2015年上半年，证监会因行政处罚被提起的行政诉讼中，有16件行政诉讼一审胜诉，有18件行政诉讼二审胜诉。

　　专家分析，在近年实践中，证监会查审分离体制还体现出了两个突出成效：一是建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机制，对严打证券期货犯罪行为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至2014年，证监会行政调查后向公安机关移送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和线索241起。二是推进行政执法与保护投资者权益并重，在执法实践中，探索了“万福生科”、“海联讯”等案件违法主体先行赔付投资者的做法，《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的实施，也开启了我国证券违法行为处理的多元化解决路径。(马婧妤)

　　原标题：查审分离13年证监会执法效率质量持续“双升”

　　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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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华晔迪)“苹果Ring要来了，我们能围绕它做些什么？”

　　11日，环球资源秋季电子展上在香港开幕，数千家业内企业汇聚一堂。其中，来自中国的电子业者最热衷探讨的，依然是在苹果、三星这些业界翘楚引领的行业趋势下，有哪些可以“跟着喝汤”的商业机会。要实现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身份转变，中国企业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电子消费市场和产地，全球每三只智能手机中就至少有一只产自中国。

　　“背靠着巨大的市场和强大的产业实力，中国电子业者能更快了解需求，把握行业变化，因此理应产生对市场有最好理解、最具行业引领意义的创新成果。”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研究与开发经费已超过日本升至世界第二，SCI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

　　然而，行业内引领性成果却极少出自中国企业。环球资源电子组总裁黄谭伟说，过去十余年，引领性创新几乎全部出自美、韩等海外企业。“不仅是智能手机、平板这些具有颠覆性影响力的产品，即便是手机外壳、车载电子这些技术含量并不高的领域，最夺人眼球的创新也多来自海外。”

　　问题出在哪呢？环球资源近期针对近四百名企业高管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技术和产品创新是中国企业当前做得最好的领域，而在“互联网＋”大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的商业模式创新领域，中国企业却显示出明显滞后性。

　　“很多中国企业不缺人才和技术，也不缺资金，缺的是一种勇于突破、开创性的思维模式，以及放眼长远的大格局。”先后服务过台湾、大陆企业及美国企业的深圳金泰克海外事业部总经理薇薇安简说，中国企业家有时急功近利，过于关注销量和利润，而忽视企业长期形象和核心竞争力的塑造。

　　多年来，中国一直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中国企业习惯按照外方需求生产。“现今，中国角色已经变化，作为最大的市场和生产基地，中国有能力去研究市场、创新产品、发掘需求。只要思维模式能够顺势而变，中国企业有条件也有实力成为创新引领者。”薇薇安简说。

　　普华永道思略特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徐沪初说，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如果能够把传统优势和互联网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结合在一起，中国企业将可以实现突破性发展。

　　令人欣喜的是，诸如华为、小米等中国企业已认识到这一点，不再满足于做“跟随者”。

　　薇薇安简注意到，中国政府正以空前力度鼓励“创业创新”，鼓励企业走创新发展道路，大环境也将加快中国企业成为创新引领者这一进程。

　　“要成为引领者，肯定有一条曲折的路要走。”黄谭伟说，要完善鼓励创新环境，要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要逐步塑造“中国创新”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中国已经在路上。”

　　原标题：新闻分析：中国消费电子产业何时能成为引领者？

　　稿源：新华网

　　作者：华晔迪